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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港的边界与实质的刚性:受益所有人认定的最高法答卷

2026-10-21

【引言】:


 

内地与香港税收安排下,香港居民公司取得内地子公司股息,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可由10%降至5%。五个百分点的利差,催生了大量赴港控股架构,也催生了一个长盛不衰的争议:导管公司能否成为受益所有人?2025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最高法行申4506号行政裁定中给出答案——股权架构中存在第三国(地区)中间层的,安全港规则不适用,只能按不利因素逐条过堂;即便纳税人主观上没有择协避税意图,也不能突破受益所有人判定的刚性。该案入选2025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是最高法院层面首个系统阐释受益所有人规则的司法案件,对跨境投资架构设计与争议应对均具标杆意义。

一、案情回放:5%协定待遇被追缴的来龙去脉

 


 

本案再审申请人某某发展有限公司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其从境内公司取得股息所得,按内地与香港税收安排股息条款申报享受了5%的优惠税率。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淄川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在后续管理中作出淄川二分局税通〔2022〕00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认定其不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不得享受协定待遇。申请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淄川区税务局作出川税复决字〔2022〕1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申请人先后经一审、二审败诉((2024)鲁行终379号),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主张:税务机关不具有作出案涉通知书的法定职权;申请人、某某控股公司及最终受益人均系香港税收居民,案涉股息最终均流入香港,不存在滥用税收协定的目的;控股公司对案涉股息及股权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通知书未保障其陈述申辩权、未履行层报程序;复议程序中税务局工作人员以被申请人身份参加听证并签字,程序违法。2025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二、裁判规则:以经济实质为中心的“四问四答”

 


 

最高法院将本案争议归纳为四个焦点,逐一审查,形成了层次清晰的裁判规则。


 

(一)职权之问:第二税务分局有无作出通知书的权力。 


 

法院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及《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结合山东省税务局官网对派出机构职责的社会公告,认定第二税务分局作为法定税务机关,对申请人就案涉股息的申报纳税负有征管职责,具有开展后续管理并作出案涉通知书的法定职权。此认定的实务意义在于:派出机构经过合法公告的职责,即可支撑其后续管理的执法主体资格,纳税人以“分局无权”挑战执法主体,空间非常有限。


 

(二)实体之问:安全港为何进不去,不利因素为何躲不掉。 


 

这是本案的核心。法院首先指出,申请人主张四位香港居民个人系其最终受益人,但其股权架构从香港居民个人到申请人之间的中间层存在第三国(地区)居民,因而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9号第四条“安全港规则”的适用条件——安全港要求中间层为中国居民或缔约对方居民——只能转入一般认定规则,对受益所有人条件进行综合判定。综合判定的结果是三项不利因素全部命中:其一,资金流向链条不完整,股息红利分配决定与资金流向记录不相匹配,不足以证明案涉股息未被支付给第三国(地区)居民;其二,控股公司人员费用、管理费用明显偏小,人员和资产与其主张履行的投资控股管理功能不相匹配,且申请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股权架构说明》明确记载该控股公司“没有实质经营”,其投资控股管理活动不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其三,控股公司未就案涉股息在香港缴纳过企业所得税,构成“缔约对方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的不利因素。


 

针对申请人“没有避税目的”的抗辩,法院给出了本案最重要的裁判观点:“受益所有人”身份认定,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主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不能仅以没有择协避税和协定滥用的目的为由,突破“受益所有人”身份判定的刚性。换言之,税务机关须严格执行9号公告的规定,从而实现对滥用协定风险较高的安排进行有效防范。据此,在控股公司存在多项不利因素的情形下,不能认为其对案涉股息与股权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申请人不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不应享受协定待遇。


 

(三)程序之问:陈述申辩与层报程序是否到位。


 

 在卷证据显示,第二税务分局发出书面通知后,两次同意申请人的延期申请,已保障其陈述申辩权;且已依据9号公告第九条的规定,就拟否定受益所有人身份报山东省税务局同意。程序合法性获法院确认。这提示纳税人:否定受益所有人身份需层报省级税务机关同意,是纳税人可予以核对的程序节点;而延期、陈述申辩等程序权利的行使情况,也会完整呈现在后续诉讼的证据审查中。


 

(四)复议之问:程序瑕疵如何评价。 


 

法院认定,淄川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以第二税务分局名义参加复议听证程序并签字,构成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未予纠正确有不当,应予指出;但鉴于该程序问题并未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对申请人的实体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构成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这一处理与行政诉讼法上“程序违法但无实际影响不撤销”的裁判逻辑一脉相承——程序瑕疵不是当然的胜诉筹码,实体权益是否受损仍是关键。


 

 

三、税企争议焦点解析

 


 

焦点一:主观无避税意图能否“豁免”不利因素的审查?


 

 这是税企双方的根本分歧。企业一方认为,最终受益人均为香港居民、股息最终流入香港,架构整体不具有避税目的,不应否定受益所有人身份;税务机关和法院则认为,受益所有人制度是防止导管公司套取协定优惠的刚性规则,其适用以客观因素判定为中心,主观意图至多是在各项因素胶着时的参酌因素,不能凌驾于9号公告的明文规定之上。最高法院“不能仅以没有择协避税和协定滥用的目的为由,突破受益所有人身份判定的刚性”的表述,一锤定音。


 

焦点二:举证到什么程度才算“证明股息未支付给第三国居民”? 


 

申请人主张其已按期提交相关资料,不应承担不利后果。但法院关注的是证明力而非提交行为本身:股息红利分配决定与资金流向记录不相匹配,资金链条存在断点,举证责任意义上的“不能证明”即构成不利因素。这里体现的是9号公告时代的证据逻辑——协定待遇采取“自行判断、申报享受、资料留存、后续管理”模式,税务机关启动后续管理时,纳税人负有按公告第七条提供公司章程、财务报表、资金流向记录、董事会决议等资料并接受综合分析的义务;资料链不完整,程序上再积极也无法转化为实体上的有利认定。


 

焦点三:安全港规则与穿透规则如何衔接? 


 

本案厘清了二者关系:安全港是无需展开因素审查的直接认定通道,但适用前提苛刻——100%直接或间接持股链上的中间层必须全部是中国居民或缔约对方居民,任何第三国(地区)中间层都会把申请人“踢回”一般认定规则,接受不利因素的逐条检验。这一裁判规则对依赖“香港居民个人—BVI—香港公司”之类多层架构的集团,无异于明确预警:中间层所在地不是中性的,而是决定规则入口的开关。


 

 

四、类似业务的企业实务风险

 


 

第一,架构设计阶段的“入口风险”。 


 

选择第三国(地区)作为中间层,意味着安全港规则永久关闭,受益所有人身份只能依赖实质判定。而9号公告列举的“缔约对方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这一不利因素,对香港公司收取离岸来源股息而言几乎具有结构性特征——香港地域来源税制下,离岸股息本就无须缴纳利得税。这决定了香港架构下的受益所有人之争,胜负手必然落在资金流向与实质经营两项因素上,任何一项失守都可能满盘皆输,本案正是三项全失的样本。


 

第二,经济实质配置的“证据风险”。


 

法院认定控股公司不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依据的不是抽象怀疑,而是三组可核查的硬指标:人员费用、管理费用水平与声称的投资控股管理功能是否匹配;人员和资产规模是否支撑其职能;企业自己在《股权架构说明》中的书面自认。尤其第三点值得高度警惕——企业在架构说明、尽调文件、招股书中为图省事写下的“无实质经营”“纯持股平台”等表述,后续管理中会被原样引用为不利证据。投资控股管理活动要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通常需要有实际履行的投资前期研究、评估分析、投资决策、投资实施及后续管理功能,并有与之匹配的人员、资产、费用和决策记录支撑。


 

第三,资金流管理的“链条风险”。 


 

股息分配决定与资金流向记录不匹配,是本案败诉的第一块骨牌。跨境集团普遍存在“账上决议、体外循环”的资金调度习惯,但对受益所有人判定而言,完整的资金流向链条是证明股息未在12个月内对外支付给第三国居民的唯一载体。链条断一节,举证责任意义上的败局即成。


 

 

五、典型案例的实务借鉴:面对类似争议应重点关注什么

 


 

第一,架构搭建前做“受益所有人压力测试”。


 

重点测算三件事:中间层所在地是否会把安全港入口关闭;控股公司的人员、资产、费用与其声称职能是否匹配,费用水平是否低到“明显偏小”;股息分配后12个月内是否存在对外支付安排。三项中任何一项存疑,即应回到架构层面调整,而不是寄望于争议阶段的意图抗辩——本案已经表明,意图抗辩在刚性规则面前没有出路。


 

第二,把“留存备查”当作持续性的合规工程,而非一次性申报动作。 


 

9号公告第七条列举的判定资料——公司章程、财务报表、资金流向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及决议、人力物力配备、费用支出、职能与风险承担——应按股息分配节奏同步归集。特别要管好企业对外出具的书面文件:股权架构说明、商业计划书中的措辞,必须与实质经营状态一致,避免“自认无经营”式的致命疏漏。


 

第三,程序节点一个不落。 


 

收到税务机关后续管理通知后,善用延期申请、陈述申辩、听证等程序权利——本案中税务机关两次同意延期并获法院认可,说明程序权利的完整行使既是实体应对的缓冲期,也是诉讼阶段审查程序合法性的素材。同时关注两个可核对的刚性节点:拟否定受益所有人身份须层报省级税务机关同意;否定后适用税款的追缴时效、滞纳金计算与责任主体(扣缴义务人与非居民纳税人之间的划分),均应在争议初期即固定证据、理清口径。


 

第四,复议与诉讼阶段的策略要转向“因素攻防”。 


 

本案表明,程序瑕疵(如复议听证人员身份问题)即便被法院指出,未影响实体权益的也不足以翻盘。真正的攻防战场在9号公告第二条的逐项因素:资金链条能否补齐、实质经营证据是否扎实、不利因素能否被有利因素对冲。其中“香港不对股息征税”这一因素虽难以消除,但裁判逻辑是综合判定而非一票否决——企业应把资源集中在可证明、可补强的事项上。


 

第五,扣缴义务人与纳税人同步应对。 


 

境内支付股息的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在后续管理中同样面临补扣、滞纳金与处罚风险;双方应在股息支付前明确协定待遇的判定依据与资料清单,在争议发生后统一口径、协同举证,避免因内部信息断层出现“分配决定与资金流水对不上”的本可避免之失。


 

 

六、结语

 


 

受益所有人制度的核心,在于穿透纸面持股、追问经济实质。本案的价值,在于最高法院首次以司法判定的形式划出了三条线:安全港的入口线——中间层含第三国(地区)主体即关闭;意图抗辩的效力线——无避税目的不能突破判定刚性;举证责任的边界线——资料提交不等于证明完成,资金链条断裂即承担不利后果。对跨境投资者而言,税收协定优惠从来不是注册地换来的身份特权,而是与经济实质对价的制度安排。架构设计时的每一分实质投入,都是在为可能的后续管理预存证据;争议应对中的每一分程序自觉,都是在为实体主张铺设路基。协定待遇的确定性,终究要靠纳税人自己挣得。


 

本人作者:王泉/律师、桂亦威/律师|注会|税务师、凌颖/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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