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四条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均要求管理人于募集完毕后办理基金备案。违反该义务，管理人将面临行政监管措施乃至行政处罚，此点并无争议。争议在于民事层面：备案未完成，能否成为投资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主张法定解除的依据？

对此，同一时期、同一地区法院对此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终123号判决（下称“123号案”）认定，管理人备案的基金与合同约定基金在名称、类型、规模上均不一致，投资人投资的基金产品“并未成立备案”，合同订立目的不能实现，支持解除并返还投资款；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2785号判决（下称“2785号案”）则认为“备案问题尚不影响合同目的”，在基金已按约完成股权投资的情况下，驳回了投资人要求返还投资款的诉请。两案均涉及私募基金未备案，结论却截然相反。本文试图通过裁判路径的类型化比较，厘清分歧的实质，并提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

一、对两种裁判路径的分析

（一）路径一：未备案即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以123号案为代表

123号案的论证链条可概括为：管理人负有办理基金备案的合同义务→管理人备案的基金与合同约定基金在名称、类型、规模上均不一致，且未与投资人协商变更→投资人投资的基金产品未成立备案→合同订立目的不能实现→支持解除并赔偿。

该路径的规范基础在于《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其核心在于管理人不仅未完成备案，投资人出资所对应的基金自始未获监管确认。上海金融法院在二审中明确指出：“被上诉人已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其投资基金产品并未成立备案，显然，《安信稳健合同》的订立目的不能实现，且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结果应归因于励琛公司未履行相应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还叠加了多项加重情节：其一，管理人签约时尚未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登记时间为2015年9月18日，晚于合同签订日2015年5月12日）；其二，管理人未尽风险识别与承受能力评估义务；其三，管理人在2015年收款至2018年收到律师函期间，未提供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净值报告等任何披露文件；其四，管理人将实际备案的“励琛（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向“永安一期基金”，与合同约定的“安信稳健新三板基金”在类型、名称、规模上均不一致，且未告知投资人。法院据此认定，难以确认备案产品即为合同约定基金，投资人“投资基金产品尚未成立备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二）路径二：未备案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以2785号案为代表

2785号案的一审、二审法院均明确指出：“没有备案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备案问题尚不影响合同目的”。其裁判要点如下：

第一，备案义务在合同中的定位是附随性的。法院指出，“协议上并未对此进行明确约定”，即合同未将备案设定为生效条件或阶段性目标。备案是监管要求，而非当事人合意的核心内容。

第二，目的实现应以资金实际投向为准。法院查明管理人“已经完成了100万元的出资”“邦泰公司在收到投资款后亦按照协议完成了对XX公司股权投资，并在2014年4月28日被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XX公司股东”，据此认定“涉案协议已经得到了实际履行”。在资金已转化为底层公司资本、投资人已间接取得股东权益的情况下，备案瑕疵不影响投资目的的实现。

第三，投资款已转化为公司资本，解除不当然产生返还效果。二审法院特别强调，投资款经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后“已经转化为公司资本”，投资人要求直接返还原告投资款“实质上等同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任意抽回出资”，将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故即便合同解除，也不支持直接返还，投资人应就投资权益另行主张。

（三）分歧的实质：三个层面的判断差异

对比两案，分歧并非源于事实的截然不同，而在于以下三个层面的判断标准不同：

其一，合同目的的识别标准不同。路径一将“基金备案成立”纳入合同目的的内涵，管理人未将基金产品备案即意味着投资人出资对应的基金自始不存在，合同目的落空；路径二则回归基金合同明示的“投资并获取回报”这一核心目的，将备案视为实现该目的过程中的附随环节，只要资金实际投向约定标的，合同目的即获实质履行。

其二，因果关系的认定强度不同。路径一采宽松因果：备案产品未备案→投资人无法确认基金成立→目的不能；路径二采严格因果：须证明未备案与投资人未能收回投资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底层项目经营失败、退出困难等商业风险不能归因于备案瑕疵。

其三，基金类型与损失定损时点的处理不同。123号案涉及契约型基金，法院在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后，以投资人出资额扣除已分配收益后的余额作为返还基数，未涉及基金份额或股权的处理问题；2785号案则因投资款已转化为公司资本，明确否定直接返还，要求投资人另行主张投资权益。

二、基金类型的特殊性：备案与成立、目的实现的多重分离

123号案与2785号案分别涉及契约型基金与合伙型基金，基金类型的特殊性对裁判具有重要影响，却常被忽视。

第一，成立与备案的分离。对于合伙型基金，其法律实体是有限合伙企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经工商登记即成立；备案是成立后的行政监管程序。中基协《私募基金备案材料清单（非证券类）》亦明确，合伙型基金成立日以基金合同签署日或首轮实缴到位日为准。因此，“未备案”不等于“基金未成立”，更不等于“基金法律关系未形成”。2785号案中，管理人已将100万元作为增资款投入XX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资金实际投向约定标的，合同目的具备实现基础。

第二，备案与资金投向的分离。管理人在未备案情形下客观上仍可将资金投向底层。2785号案中，资金已转化为公司资本；而123号案中，管理人虽主张已投向“永安一期基金”，但因备案产品与合同产品名称、类型、规模均不一致，法院无法确认资金投向与合同约定的对应关系，故认定目的不能实现。可见，资金是否实际投向“合同约定的标的”，才是判断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而非备案本身。

第三，备案与投资人权益存续的分离。即便存在嵌套结构或备案瑕疵，投资人作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合伙人的权益依然存续。123号案中，法院之所以支持返还，是因为投资人出资对应的基金自始未获确认，投资人无法通过该基金享有任何对应权益；2785号案中，投资人已登记为底层公司股东，其权益已转化为股权，故法院否定直接返还。两案均表明：投资人是否仍享有可主张的对应权益，是损失定损的核心变量。

三、备案义务的法律效力与法定解除权的适用边界

（一）备案义务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规义务，不构成合同目的本身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四条仅规定“应当”备案，未明确未备案的民事后果；《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亦仅设定备案程序与时限。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范意旨，此类规定应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并不导致合同无效，举重以明轻，未备案尚不导致合同无效，更不应当然构成“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根本违约。备案是手段，投资获益才是目的，手段的瑕疵不应被等同于目的的落空。

（二）合同目的的识别应根据合同文本与基金生命周期

基金合同通常明确约定投资方向与投资范围，合同目的应从此类明示条款中识别，而非从监管规范中推导。备案完成并不代表目的实现（备案后管理人仍可能挪用资金、怠于清算），未备案也不必然导致目的不能（管理人仍可能按约投资、如期退出）。以备案时点的阶段性评价替代基金全生命周期的全局性评价，在逻辑上不能成立。

（三）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区分“合规瑕疵”与“投资损失”

投资人未能收回投资，可能源于底层项目经营失败、退出渠道不畅、估值下行等商业风险，也可能源于管理人挪用资金、虚假陈述、基金产品与合同约定不符等违约行为。未备案本身通常不直接导致资金灭失，其与投资损失之间缺乏相当因果关系。只有在管理人违约行为与投资人权益丧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链时，法定解除才具有正当性。

（四）损失定损应扣除投资人仍持有的权益价值

即便认定合同解除，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解除后果应依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确定。2785号案明确，投资款已转化为公司资本，投资人要求直接返还“等同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任意抽回出资”，故否定直接返还、要求投资人另行主张投资权益。123号案之所以支持返还，是因为投资人出资对应的基金未获确认，投资人无法通过该基金主张任何权益，返还具有恢复原状的性质。两案的处理差异，恰恰印证了损失定损应以投资人是否仍享有对应权益为前提。

四、未备案情形下行使法定解除权的判断标准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主张建立“三层递进”的判断标准，以取代“未备案即解除”的单一标准：

第一层：合同是否将备案设定为生效条件或阶段性目标？若合同明确约定“备案通过后合同生效”或“备案为投资前提”，则未备案可直接触发约定解除权或条件不成就的法律后果。若合同未作此约定，则备案仅为管理人的附随义务，不能单独支撑法定解除。

第二层：案涉基金的资金是否已按约投向约定标的？若基金产品仅备案程序未完成，但资金已实际投向约定标的、投资人仍享有对应权益，则合同的核心投资目的已获实质履行，未备案不构成根本违约。否则，则可以认定合同目的已落空，应支持解除

第三层：管理人的其他违约行为是否与投资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若存在虚假陈述、挪用资金、拒不披露等叠加情节，且该等行为直接导致投资人无法了解资金去向或权益受损，可综合认定根本违约；若仅为备案迟延、信息披露不及时等合规瑕疵，且未实质影响投资权益，则不宜支持解除并全额赔偿。

五、结论

私募基金未备案能否导致基金合同法定解除，本质上是如何界定“合同目的”以及如何在合规义务与投资风险之间分配责任的问题。123号案与2785号案的分歧，反映了司法实践在“保护投资人”与“尊重商业风险”之间的摇摆。本文认为，备案是行政合规义务，不是合同目的本身；合同目的能否实现，应回归基金资金投向与权益存续的实质判断。唯有如此，才能在保护投资人的同时，避免将商业风险不当转嫁于管理人，维护私募基金“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基本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