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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票企业能否对上游税务机关“虚开认定”申请复议?

2026-09-24

一、案件由来:一张“不予受理”决定引发的三级诉讼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开票方与受票方往往分属两地,由不同税务机关管辖。当开票方所在地税务机关作出税务处理决定、认定开票方虚开发票时,受票方的进项税额抵扣资格将直接受到影响。问题在于:受票方与该处理决定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能否以复议申请人身份,对开票方所在地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5)辽行再17号行政判决中,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明确回答。

本案中,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针对案外人某化工有限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认定其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受票企业东营某有限公司因此无法以涉案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且因无法换开合规发票,被其主管税务机关——东营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东营税稽一处〔2023〕14号),责令补缴相关税款,并作出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东营税稽一强扣〔2023〕16号),自该公司银行账户扣缴了部分款项。

权利受损的东营公司遂以利害关系人身份,向开票方主管税务机关的复议机关——大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大连市税务局认为,东营公司并非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该决定未对其创设任何行政义务,其所主张的权益属于反射性利益,于2023年7月18日作出大税复不受字〔2023〕4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东营公司不服,先后诉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遭败诉——一审法院(2023)辽0203行初101号判决驳回其诉请,二审法院(2024)辽02行终272号判决维持原判。两级法院的观点基本一致:对东营公司权利义务产生终局性、直接性影响的是其当地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其对该决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合法权益完全可以在相关法定程序中得到充分保障;东营公司与大连市税务机关针对案外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此后,东营公司向辽宁高院申请再审。

二、再审改判:两个焦点问题及说理逻辑

辽宁高院再审认为,本案焦点有二:一是受票企业与上游税务机关针对出票企业作出的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二是认可受票企业的复议申请人资格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实效性。

(一)焦点一:受票企业与案涉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

高院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证:其一,案涉处理决定认定开票方虚开发票,直接导致东营公司取得的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且无法换开合规发票用于抵扣进项税额,公司已面临补缴税费甚至加收滞纳金的行政处理,纳税权益已实际受损。其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一条的立法目的明确包含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据此,东营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复议申请人资格。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高院进一步指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复议的权利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行政机关无权通过内部函件的形式限制或者否定当事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大连市税务局关于“案涉处理决定未对东营公司创设行政义务、其诉请保护的权益属于反射性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三,《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九条关于复议第三人的规定,也从侧面印证了复议制度承认非相对人基于利害关系参与复议审查的可能性。

(二)焦点二:赋予复议资格具有必要性和实效性

针对“有更为直接、简便的救济途径”的抗辩,高院同样从三个层面予以回应:第一,若不认可东营公司的复议申请人资格,其对上游虚开认定的异议将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东营公司虽已针对当地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寻求救济,但当地决定的合法性审查无法取代对上游虚开认定本身的审查,相关复议或诉讼无法有效实现权利救济。第二,虚开认定是进项抵扣资格的前置性、决定性事实,对上游认定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复议审查,显然更为直接、简便、有效。第三,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等规定所确立的抵扣规则看,上游税务机关作出虚开认定后,受票方在受票环节即已陷入抵扣不能的境地,唯有赋予其针对上游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才能让上游税务机关在复议程序中直接面对并回应其决定的合法性问题,而不是让受票企业在“补税决定”的救济程序中隔靴搔痒。

据此,辽宁高院认定:被诉不予受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原一、二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不当,依法均应撤销。判决撤销一审、二审行政判决,撤销大连市税务局大税复不受字〔2023〕4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责令大连市税务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依法受理东营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大连市税务局负担。

三、实务评析

第一,本案的意义在于澄清了“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动摇了税务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反射性利益”立场。过去不少税务机关和法院倾向于认为,受票方因虚开认定所受损害是间接的、传导性的,因而与其无利害关系。本案再审判决明确指出:虚开认定直接决定扣税凭证的效力,受票企业因此面临补税乃至滞纳金的现实处理,权益受损是具体的、现实的,而非间接的。这一认定,实质上将《行政诉讼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在税务领域作了具体化——凡行政行为的效果直接波及、对相对人之外第三人的权益产生现实影响的,该第三人即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享有复议和诉讼的程序权利。

第二,本案为受票企业提供了直击上游认定合法性的救济通道,解决了“救济空转”的现实难题。在“开票方认定虚开+受票方补税处理”的双头格局下,如果受票方只能就本地补税决定寻求救济,复议机关审理时往往仍以虚开事实为前提,而虚开认定本身却游离于审查之外——审理对象错位,救济自然落空。本案中,东营公司针对上游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路径获得法院支持,意味着受票企业可以在复议程序中正面质疑虚开认定的事实基础与法律适用,上游税务机关也必须就此答辩、举证,救济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为增强。

第三,对税务机关而言,本案至少有以下几点提示:其一,在受理审查环节,应审慎以“无利害关系”为由拒不受理,尤其涉及虚开认定这类对第三人权益具有直接传导效应的处理决定;其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九条既已确立第三人参加复议的制度,复议机构在审理涉及虚开认定的案件时,通知受票企业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在程序上更为稳妥,也更利于一次性查明事实、化解争议;其三,本案一、二审均支持不予受理决定,经再审全部改判并由税务机关负担全部案件受理费,反映出在“利害关系”判断问题上执法与司法口径的变迁,值得各地税务机关在复议应诉工作中对照检视。

第四,需要提示的是,本案解决的是程序性资格问题,即受票企业对上游虚开认定是否享有复议申请权,并不涉及虚开认定本身的实体判断,也不替代受票方实体上能否抵扣、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等问题的处理。受票企业在选择救济路径时,仍应区分程序资格与实体主张,结合2012年第33号公告等规范及个案证据综合考量。

四、结语

复议申请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利害关系判断则直接决定权利能否落地。辽宁高院这一再审判决以“权益实际受损+救济必要实效”为双重基准,为受票企业对上游虚开认定寻求复议救济打开了制度通道,也为税务行政复议受理审查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对于受票企业而言,本案的价值不止于一纸胜诉判决,更在于确立了“上下游税务处理决定可分别救济、并行审查”的救济逻辑——当上游认定与下游处理相继而至时,企业不必在“隔靴搔痒”的本地救济中被动承受上游认定的既成后果。对税务机关而言,如何在认定虚开时同步考量对受票企业权益的程序保障,如何在复议程序中实质回应该等关切,将是本案之后绕不开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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